辞旧迎新，岁时更序，本来是生活中的固定模式，无足为奇；但是，今年的兔去龙来，因为处于世纪之交，给人带来一种特殊意味。我走过这个世纪的77％，前二十多年，除了童稚的那几年外，接连不断地读了近二十年的书，终于挣得个知识分子的身份。因此，在这年终岁末的时候，不由得陷入知识分子定位的沉思之中。从本世纪初废除科举制后，知识分子长期坐惯了的“学而优则仕”的主要位子没有了，换成了洋务派、维新派、民主革命派等形色各异的位子，他们大多数人抱有救国救民的忧患意识，想改变中国的积弱处境。辛亥革命以后，原来的位子错乱了，那些也带着知识分子帽子的遗老遗少、官僚政客、名流学者、社会贤达纷纷坐到自己选择的位子上，乘军阀混战之际，扮演各种角色，捞取私利，毫无利国利民之心。“五四运动”的狂飚冲来了民主与科学两个位子，让真正想为国为民尽力的知识分子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位子。他们纷纷寻求救世良方，并且放眼于世界，展开东西方文化的讨论。抗战爆发，除了少数丧心病狂的知识分子败类附敌外，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几乎都聚坐在抗日救亡的位子上，各尽各力。抗战胜利，一时人心激奋，而革命风暴正席卷神州，我也像阿Q或堂·吉诃德那样被卷进了革命。当时知识分子有了鲜明的分野，一部分贪恋旧位子，死死抱住不放；更多的知识分子，包括我在内，则弃旧图新，努力寻求适于自己的位子。但是，所看到的是，在主流思想指导下的主流位子，已经有一批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端坐在那里，虽还有些空隙留待把旧时代污泥浊水冲洗干净的知识分子，我只能自惭形秽，站得远远的。另外还有自己虽然戴有这样帽子而不想去坐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位子和无奈而不得不暂时坐一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位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位子上的人数较少，不是稳坐，而是时刻想站起来，向主流位子靠拢，有的已经站在主流位子的旁边，随时准备坐下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位子上，人头簇簇，比较拥挤，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正在洗涤污垢，改造旧我，争取新我，倾心和期盼早日坐到主流位子上去。另一部分人则孤芳自赏，自居于与主流思想相异，与主流位子相敌体的位子上，善意地希望从另一角度和另一思路提出见解和意见，以有益于主流位子上人们的思考。孰知事与愿违，这批人在1957年像蛇那样被引出洞来，打在七寸上，剥夺了原有的位子。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从位子上拉下来，先后被打翻在地，甚至原来端坐在主流位子上的知识分子也未能幸免，已经没有人再妄想寻求什么位子的事，所得到的是禁锢、批斗、劳役、流放等等另册的位子。帮派分子占据了知识分子的位子。只拣少数素有名声的知识分子，来装点自己。十几年的噩梦终于醒来，国家和社会逐渐走上正常的轨道，知识分子相继从地上爬起来，东张西望地寻求自己适合的位子。主流位子依然坚实的摆在那里，但比以前宽敞多了，而且另外还有大小不等的位子供人选择。原来从主流位子上拉下来的又各就各位，一部分知识分子也有幸坐进去，成为幕僚知识分子。有些掌握各种技能的知识分子，寻到了技术的位子，成为技术知识分子。剩下来的是那些人文知识分子，但是他们也能从学术研究、文艺创作、教书育人等等位子寻求到自己安身立命之所。而且也可以不走同一步伐，不唱同一调子，即使针砭时弊，也能想说就说，说错话也没有帽子等等；但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否在平静安定生活之余还有更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否在欢庆辉煌之余，还该有些传统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是否了解点民生疾苦，尽己所能作些利国利民的小事？是否应该从象牙塔里走出来，把知识回归民众？等等问题的思考都是对知识分子的严重挑战，这只有看看在新的一年和新的世纪里是否能做出差强人意的答案！
（注：本文写于1999年岁末）
